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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背后:故事与历史

栏目:观察    来源:网络整理    时间:2017-12-29 10:53    

 
《档案中的虚构:16世纪法国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讲述者》,[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著,饶佳荣、陈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第一版,42.00元  

今年6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历史-人类学译丛”的最新一种图书《档案中的虚构》出版。该书精心分析了由16世纪法国皇家赦免制产生的一种特殊文献——赦罪书的制度运作,讲述者、书写者、审阅者的种种表现,求赦故事的叙事结构和技巧,以及其中女性的声音,呈现出16世纪法国社会生活图景。自2009年至今,“历史-人类学译丛”共有7种图书问世,其中,《马丁·盖尔归来》和《档案中的虚构》都是普林斯顿大学荣休Henry CharlesLea历史学教授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作品。日前,在首都师范大学文科楼举行的“档案·故事·历史——新文化史三人谈暨《档案中的虚构》新书发布会”上,刘北成、程美宝、俞金尧围绕该书及新文化史的话题展开讨论。

  刘北成(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戴维斯在一篇文章里讲到,我们这些历史学家、做历史的人,有一个共同的角色(commonrole),就是“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近代知识传播技术的发展让这个角色逐渐衰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一角色又被一些人——特别是一批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主动地重新承担起来。这体现了当时知识思潮、学术思潮的一个转向:认为历史学、人类学不完全是建立在很长时间以内(或者在上世纪前期)盛行的那种“科学”的概念,那种纯粹的、所谓能够用现代科学方式验证的方法的基础之上的。正如戴维斯在这本书前言里讲到的,历史学不仅有科学研究的维度,还有一个文学的维度。历史学家也好,人类学家也好,其实都是在制造故事。戴维斯特别偏爱那些有故事的档案、资料,或者是我们能够根据它们制造出故事的档案材料。

读《档案中的虚构》,我发现16世纪是一个讲故事能够决定人生死的时代。你能够讲好一个故事,就能够让行政权力干预司法,国王就能够赦免你。讲故事和司法、和政治权力有非常直接的联系。赦罪书让我们能够联想到近代早期法国王权的兴起和近代法律史的发展,通过赦罪书,我们或许能够窥见这个时期的政治权力结构和司法制度。

   程美宝(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LawrenceStone在1979年的一篇文章《叙述的复兴》中说明,讨论“叙事史的复兴”,并不等于说历史的写作只有一种方法,也不等于说新的就必然完全取代旧的。往往一个新东西的出现是对过去某些情况的反弹,或者说,某些情况走到极端的时候,就有人会去思考和反思,希望走出另一些路子来。LawrenceStone那篇文章说,“叙事史的复兴”的背景是史学界对当时三种主要的历史写作潮流有所不满:一是(某种)马克思主义的模型——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很多种,他所指的是基于企图对人类历史发展阶段达致通盘理解的宏大的分析框架的那种;第二是年鉴学派——我们今天还是奉其为一个重要的潮流,不觉得它应该过气或者已经过气,但在1970年代末这个学派已经受到很多历史学家的抨击;第三是美国的计量历史学,我们知道计量历史学也不只是美国的,但他特别指出是美国的计量历史学。Stone注意到,似乎是针对这三大股潮流,而出现人们试图“回归”或者“复兴”叙事史的一种趋势。

这本书的主题是“档案中的虚构”。如何去读档案,如何在那么多档案中进入某个档案,其实是相当困难的。官方档案或者某个机构的档案,它们背后有一套制度、有权力结构,文件之间有一定关系和脉络;它的生产有一定的目的性。你不明白“制度”,就读不懂文献,特别是像档案这种文献。戴维斯也提到文学的研究如何提醒我们对文类或者文风的注意。所以阅读这些档案的时候,考虑的就不只是档案的内容可以给我们什么。

  俞金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研究员):

历史学在后现代的冲击下,最突出的问题是,以前我们认为客观的东西、真实的东西开始被怀疑了。通过语言学的转向,我们发觉,所有历史呈现出来的东西,无论是历史的资料、研究的对象,还是我们研究以后表达的一些东西,实际上都是通过语言来进行的,而语言有它的主观性。我们反过来回想以前所谓客观的证据,所谓的史料、档案——我们常说档案是第一手资料,是最客观的——如果从语言学角度去分析这些档案,我们会发现这些档案本身就是一些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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