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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靖:新媒体正在改变全球秩序

栏目:商业    来源:网络整理    时间:2017-07-04 17:02    

吴靖:新媒体正在改变全球秩序

在信息社会中,文化模式由推崇权威、精英、逐利和垄断转化为对个体创造、多元价值、社群主义的尊重,以及对权威、精英和利益集团的蔑视与反叛。

近些年出现的以维基解密为代表的黑客和互联网无政府主义运动,还有在中国爆发的“恶搞”文化、“山寨”文化等,都孕育和体现了信息时代的全新理念。

媒介技术推动社会变迁

在经济、政治、文化力量全面重组、国际传播格局剧烈改变的时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成为推动社会变迁的重要变量。一些社会理论家开始以信息技术为核心来界定和描述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迁。

吴靖:新媒体正在改变全球秩序

信息社会理论最早和最著名的阐释者是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他在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系统地描述了一种正在出现的社会模式的雏形。贝尔认为,这种全新的社会生产与组织模式的主要推动者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首先在发达工业化社会中出现的传播与信息技术的爆炸式增长。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方式逐步从工业生产转移到信息处理,从产品制造转移到意义的生产和流转。这样的变化体现在经济结构层面,就是“第三产业”或者说“服务业”超越农业和制造业成为占比重最大的经济部门,信息工作和专业人士成为“职业结构的支配性群体”。(Bell,1979)而即便是在前两种更加传统的产业中,信息与理论知识对生产的贡献也越来越大。(韦伯斯特,2011)

在社会组织层面,后工业社会理论认为,技术的发展使得需要投入到体力劳动中的人口越来越少,但其生产力却不断提升。

迅速增长的社会财富带来更多的消费欲望和更多样化的生活需求,这些都促进劳动力进入新增长的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灵活化、分散与个体化的雇佣和劳动模式冲击了传统的社会整合方式。基于信息与沟通平台的社会交往与社会行动替代了基于共同工作和共同利益的团结模式。

信息技术使得资本、意识、人群、技术等元素更加快捷、方便地全球流动、相互碰撞和自由重组。作为传统的权力集团,民族国家在试图继续控制和掌握这些资源的时候日益捉襟见肘。工业化时期国家之间或者国家集团之间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模式上的激烈竞争可能会逐步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建立在共同的、由信息技术所支持的、信奉专业主义和理论知识的全球社会。(Bell,1960)

能改变的资本老问题

贝尔的信息社会理论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论和批评,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其中所暗含的进化论的观念和对信息社会中全球秩序的乐观预测。贝尔对信息社会的描述与现代化理论家的经济发展阶段论有某种内在的承接关系。社会经济生产的不同模式,采掘工作(extractive)、制造工作(fabrication)与信息活动(information activities)分别代表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

吴靖:新媒体正在改变全球秩序

这样的论述仍旧将经济转型的解释局限在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技术决定论的框架之中,似乎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自身的资源、基础以及国家精英对新技术的策略性扶持与推动。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许多工业化国家都纷纷推出针对新技术和“第三产业”的经济发展政策,比如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英国的“创意产业”、日本的IT立国战略等,与这种新进化论的思路不谋而合。

但是,如果我们借鉴世界体系和依附理论的观点,就会发现,信息传播技术在生产中的渗透与普及只是代表了现代以来资本全球扩张进程的一个更加激进、更加独立的阶段。

它并没有改变资本在全球流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平衡的地理分工、资源分配和权力分化等老问题,并同时产生了数字鸿沟、信息垄断等新的全球性议题。卡斯特在分析全球信息经济的结构时指出,由于传播科技的介入,资本的全球流动与分配更加变动不居,但大致的方向却显而易见,可以用四种形式描述处于不同分工链条上的地区:高价值生产国(基于信息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北美、西欧和日本)、高产量生产国(基于廉价劳动力,比如中国)、原材料生产国(基于自然资源)和过剩生产国(只剩下贬值的劳动力,严重缺乏资本和资源,政府不稳定、基础设施薄弱)。(转引自韦伯斯特,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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